60年前美国对“中间地带”的宏伟设想, 反而造就一种隐秘霸权?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全球传媒学刊 Author 王维佳 张涵抒
超越地缘？全球卫星网络的创造与失败
文｜王维佳、张涵抒
来源｜全球传媒学刊
▲ 图源：互联网
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全球传播史突显出一个核心战略路径：首先探寻一种超越地缘的新型网络空间，进而寻求对这一网络空间施行垄断控制。“探寻”的意图是在新的空间中发掘出摆脱和反制传统政治因素的新媒介；“垄断”的目标则是变无限为有限，构造一个单一标准、单一规则的全球闭合传播系统。这一核心战略路径可以借由源自欧洲的“强制与资本”的独特互动关系获得有力解释，但却绝不是一蹴而就的精心设计，也没有得到贯彻始终的连续实现，而是在孤立与扩张、对峙与协调、霸权与反抗的矛盾变奏中，在复杂利益群体的长时段权力博弈中慢慢呈现自身、返回自身的。
本研究聚焦在一个向太空进军的年代，也是地球上大国博弈到达顶峰的年代。本来在太空科技竞赛中占得先机的苏联，没能成功开发卫星通信在全球传播方面的巨大潜力，也没能促成一个多边共治的全球组网方案；而后发的美国则应急而动，畅想与鼓吹卫星通信的颠覆性能量，在表面上积极倡导“国际共治”的同时，暗自推动由其主导的“单一系统”，试图将新的太空媒介当作一种辐射“地球村”的扩张工具。在全球资本主义遭遇深刻危机的“尼克松时代”，超越地缘的传播战略最终放弃了理想主义的说辞，拆解了国家间合作的模式，以“开放天空”的姿态另辟蹊径，意图为全球要素流动和产业配置创造更加廉价高效的通信网络。
在地球同步轨道上放置通信卫星的科学设想早已有之，但真正让这一复杂工程付诸实施的只能是大国军事竞赛。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Sputnik 1）点燃了这场太空科技追逐战。虽然只是一个83公斤重且只能发射简单信号的铁球，但这柄高悬于外层空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立刻开辟了美苏冷战的新战场，也翻开了全球传播史的新篇章。
正如历史学家布尔斯汀（D.J.Boorstin）所说，“从未有过如此小而无害的物体造成如此大的恐慌”。“斯普特尼克危机”（Sputnik Crisis）带来的强大压力迅速进入美国公共舆论场，在苏联发射卫星的一个月内，《纽约时报》以日均11篇的频率连续发表了297篇相关讨论文章。在各路媒体的合力鼓噪下，对科技滞后和军事安全的担忧扩散到整个社会。接下来的事实证明，这场恐慌成为美国历史上又一次打破孤立主义并开启以国家为主导的全面扩张工程的重大机遇。
1958年1月，美国终于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轨道。紧接着，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组建了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以国家力量集中组织军事空间技术的研发。当年7月，总统又签署了著名的《国家航空航天法》，宣告美国宇航局（NASA）的诞生。由此，将海量财政投入、精英科技人才、重大实验室基地集于一身的庞大中央系统全面启动。与此同时，为长期太空竞赛培养后备人才的计划也快速列入了美国的政策议程。在斯普特尼克1号发射不到一年后，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国防教育法》（NDEA）。作为一个为期四年的项目，国家对各个层次的科学教育逐年追加投入，前后总共有超过10亿美元用于改进美国的科学课程。然而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苏联继续成功发射了更大更复杂的卫星并进行了多次探月尝试，美国却经历了一系列尴尬的发射失败。更重要的是，随着国际局势出现新的变化，对于美国来说，挑战已经不仅来自科技领域。
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去殖民化进程达到了顶峰，超过40个前殖民地的8亿人口获得解放。他们联合起来呼吁国际援助满足其经济和社会需要并对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展开激烈批评。1961年，就在苏联将加加林送上太空的几个月前，苏联表示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冷战由此全面走向了广阔的“中间地带”。苏联领导人宣称其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可以成为新兴国家的典范，而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也吸引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目光。压力之下，美国在世界领导权的争夺战中显得非常被动。
面对太空科技竞赛、国际形象建设和世界领导权争夺这些复杂难题，是否能找到毕其功于一役的综合性解决路径？一次又一次的太空探险除了具备军事实验和形象宣传的功能外，是否具有推动构建新型传播网络的潜力？能否把科技竞赛和争夺全球传播主导权的斗争结合起来？对这些问题的肯定性回答需要一种对新空间、新网络、新媒介的探索和垄断思维，而这种思维经过数百年的历史积淀，就像是自然植入西方决策者头脑中一般灵光再现。1960年，在美国大选激烈竞争期间，约翰·肯尼迪接受行业杂志《导弹与火箭》（Missiles and Rockets）的采访，对太空科技的战略意义发表了一段著名的论述：“如果苏联人控制太空，他们就可以控制地球，就像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那些控制海洋的国家统治着大陆一样”。这种超越地缘的安全观在海洋霸权和太空竞赛之间建立了直接联想。从远洋航线到海底电缆，从殖民传教到新闻通讯，一系列探索和垄断的经验使得人造卫星所具有的传播网络构建功能顺理成章地成为冷战的一个战略突破口。
在这一思维的引导下，美国很早就开始注意卫星通信对于其全球传播战略的重要价值。1961年，刚刚入主白宫的肯尼迪就提出拨款5000万美元用于“加速使用空间卫星进行全球通信”。这一观点来自副总统约翰逊提交的一份太空战略建议报告，他认为美国不仅应该尝试载人登月，而且应该加快通信卫星的发展。同年9月，肯尼迪在联合国大会上倡议建立一个“全球卫星通信网络系统，把整个世界的电报、电话、广播和电视都连接在一起”，并畅想“在不远的将来，和平的福音将被电视信号传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这段对于卫星电视的思考很难说不是受到苏联向全欧洲直播加加林红场庆祝仪式的刺激。虽然苏联的这次成功宣传并不是采用卫星信号，但是美国的政治家们已经笃信卫星通信最有价值的用途之一就是支持电视广播，特别是对非西方国家。众议院科学与航天委员会主席奥弗顿·布鲁克斯（Overton Brooks）鼓励总统加快通信卫星的开发，特别是用于电视节目的制作和全球分发。许多国会议员认为应该通过卫星向世界上三分之一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介绍美国的人民、生活方式、计划和政策，获得他们的忠诚和友谊。尤其是许多正在寻求独立和“自我实现”的非洲国家。非洲人可以使用美国提供的卫星服务直接与邻国通信，而不必使用穿过伦敦、巴黎或其他前殖民首都的无线电或电缆线路与其他国家通信。美国还可以通过卫星提供“跨大陆或越洋电视广播”，支持许多非洲国家发展电视设施。不过，当国会议员想到卫星电视时，他们事实上期待的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直接广播卫星”（direct broadcast satellite）。即便如此，卫星技术和电视广播的结合已经被作为重要的论据提出，以支撑政府发展通信卫星技术的强烈主张。
与苏联一方的情况对比，美国太空战略的特点就会更鲜明地体现出来。二者的区别首先存在于组织机制上。虽然苏联的卫星发射技术领先一步，但太空科技项目的推进与其说来自中央政府的计划指令，不如说是来自首席科学家们自下而上的强力推动。
苏联的太空计划不但没有国家的整体战略规划，而且在执行过程中被分成了多个相互竞争的设计小组。与美国的集中指令性工程相比，重复建设和互相牵制显然降低了苏联的科技研发速度。当阿波罗计划的进展惊动了苏联科学家时，他们各自主张以自己的计划作为回应，多个重叠的设计获得了国家批准，新的提案又不断威胁已经批准的项目。
本杰明·彼得斯（Benjamin Peters）在对苏联计算机网络工程的研究中曾描述其相互牵制而效率低下的组织方式，并与美国的中央统筹式管理对比，他讽刺说，“资本家表现得像社会主义者，而社会主义者则表现得像资本家”。相似的情况在太空科技和通信卫星领域显然同样存在。
从全球传播的角度来说，二者的关键区别还在于对卫星通信和空间网络传播潜能的不同认识。当时的苏联政府一直把弹道导弹作为军事科技研发的首要目标，而包括卫星和探月在内的空间科技只是一个次要的分支。太空史学者西迪克（Asif Siddiqi）指出，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太空冒险的最大意义在于媒体宣传价值，它不仅是面对国外公众的形象工程，也是压制国内政治对手的舆论武器。可以说，在太空科技竞赛的早期阶段，是否有一个将卫星通信技术与全球传播网络构建相结合的方案是美苏两国太空科技战略的本质差异。
2 走向国际共治？
美国决策者为国际卫星通信网络许诺了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政治图景，正如肯尼迪所言：“当我们拓展大地的法时，我们也要拓展太空的法，将法治带到人类的新空间……外层空间的新世界不能被帝国主义和此疆尔界这些过时且苦涩的理念所侵占，寒冷的宇宙不应该成为一个新战场，那里不应该出现更冷的冷战”。后来的历史证明，华盛顿的战略家们为这一和平构想所设计的实现途径就是美国掌握全球网络治理的主导权和对网络构建与运行的垄断控制。因此，比起实现和平与法治，他们面临的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掌握网络的主导权，以及由谁来代表美国执行对网络的垄断控制。
国际通信卫星组织（Intelsat）和美国通信卫星公司（Comsat）的成立正是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前者被设计为一个受美国支配的国际共治平台；后者则是一个代表美国实现主导和控制的企业机构。
美国通信卫星公司的成立时间早于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因为太空组网的首要任务是构建一个美国的全球网络运营主体。这个主体应该是私营公司还是联邦政府机构呢？答案很简单：充分调动逐利资本的创造和扩张动力，给予其特许公司性质的待遇，使之成为“帝国事业”充满野心的代理人，这是西方殖民力量从东印度公司时代开始就普遍采用的空间征服手段。这种“离岸外包式帝国”（Outsourcing Empire）的模式以强制与资本的优势互补为特征，已经被反复证明是殖民霸权扩张的有效手段，但其成功的关键是资本的颠覆性动力能否被整合进一个帝国政治的远景目标当中。在冷战高峰期，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跨国企业网络运营的利润目标如何与肯尼迪政府走向“中间地带”的宏伟政治构想共融共存。
任何一项空间技术应用的背后都是广阔的商业利润空间，更何况是关联着新一代全球通信技术革新的卫星产业。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为代表的美国国内通信运营商早已在布局相关商业版图，并打算建立自己的全球卫星通信网络。早在1954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实验室就已经开始探索将人造卫星作为通信中继站的可能性。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卫星开发技术甚至走在了NASA之前。在1961年递交给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报告中，这家企业计划使用50颗随机轨道、中等高度的卫星搭建一个全球系统。这一网络将依赖于他们自主开发的电星（Telstar）。因为电星在低空轨道运行而无法将信号覆盖全球，而且还要求价格和技术性能更高的地面接收站，所以主要目标用户是具有较高支付能力的欧洲或其他“发达”地区的网络运营商，惟其如此才能实现盈利最大化。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管理者天真地以为，联邦政府会把商业卫星通信仅仅当作另一种由联邦通信委员会管理的私人国际电信网，因而直接联系了外国通信运营商讨论该项目的合作前景。
然而，在冷战高峰期，未经国家意志考量的全球组网行动是不能被容忍的，更何况这家企业为追逐商业利益而投身高端国际市场的网络构想与白宫及国务院普惠“中间地带”的战略目标几乎背道而驰。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行为彻底激怒了NASA和国务院。在美国国会的辩论中，有人提出尖锐的质疑：拒绝为美国农村地区提供服务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又如何能建立一个为全球所有地区服务的通信卫星系统？美国政府怎么能指望一个在根本上只关心利润最大化的私人企业去开发一个致力于全球事务的系统？其结果只能是助长苏联的宣传攻势，他们会将美国的卫星财团描绘为“富人俱乐部”。时任美国新闻署署长爱德华·默罗（Edward Murrow）也指出，如果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控制了这个系统并收取与电缆使用相同的海外费率，他就永远无法使用卫星广播进行国际宣传了。
1962年夏天，为构建美国运营主体提供解决方案的《通信卫星法》经历了漫长而富有争议的程序终于尘埃落定。尽管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卫星通信研究的先驱，但最终全球系统的卫星设计主要是基于休斯公司（Hughes）的研究成果。这一方面是为了规避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将其垄断力量拓展到太空，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休斯公司更识时务的“政治站位”。这家企业所开发的辛康卫星（Symcon）采用可以实现真正全球覆盖的地球同步轨道，依赖相对更简单也更廉价的地面站。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对于卫星组网这样的战略工程来说，技术优势不仅在于成本利润核算，还在于能否得到国家意志的垂青，如果美国“继续建造一个中等高度的系统，直接为那些已经能够联网的国家服务，然后让苏联效仿，将那些不能联网的国家联系起来。那么谁将赢得这场人类思想的重要竞赛”？
然而，对于盲目逐利行为的批评和抑制绝不意味着将那些实力巨大的资本玩家关在门外，《通信卫星法》要达成的目标是在各路资本利益和国家目标之间寻求妥协，最终形成一个折中方案：成立美国通信卫星公司，它将会代表美国组建并加入即将成立的单一国际卫星系统。该公司一半的股权属于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美国无线电公司（RCA）、西联集团（Western Union）等主要电信公司组成的财团，另一半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开发行。根据这项妥协法案，美国通信卫星公司在国家政策事项上受美国政府的指示，NASA也将提供技术咨询，但是国务院不能如最初设想的那样直接出席所有的双边谈判。
有了代表美国的运营主体，下一个目标就是构建在这一主体指挥下的国际体系。1964年，作为政府间联盟机构的国际通信卫星组织正式成立，畅想中的国际空间共治终于有了一个现实基础。美国政府的国际法智囊查耶斯（Abram Chayes）指出：“从一开始我们就很清楚必须要有某种国际实体，美国通信卫星公司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问题是，在这个国际实体中，你能为美国保留多大的份额，让美国发挥多大的作用”。这的确是全球系统筹划中的焦点问题。联邦通信委员会、国防部和国务院的官员们为此召开多次联合会议并达成了高度共识：首先要把外国拉入美国自己的系统而不是让他们自行组建系统；其次是保证美国拥有51%以上的权重，否则任何国际系统都会成为麻烦。
最终，尽管承受着诸多友邦的不满和压力，美国还是通过美国通信卫星公司担任了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的主席，为这个国际通信卫星委员会的所有技术操作提供管理人员并在联盟的大多数决策中拥有54%的决定权。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美国关于全球卫星通信网络的设想看起来在按部就班地走向现实，一个国际共治的理想平台似乎已经初具雏形。然而，在后面的历史中我们将会看到，一个试图依托新兴媒介来构造世界大同的设想并不能克服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固有矛盾。新世界的面纱终究无法遮掩旧世界的痼疾。
与美国超越地缘、覆盖全球的开放雄心相比，苏联的卫星通信发展有三个反差性的特征：其一是更重视国境范围内和领土周边组网；其二是在信息自由流动方面采取了明显的防守姿态；其三是在国际合作方面倡导一国一票的多边机制。虽然苏联也试图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建立以卫星通信和太空技术共享为基础的合作机制，但其布局的步伐已然远远落后于美国。
1965年4月，苏联自主研发的通信卫星第一代“闪电”（Molniya-1）成功发射。作为一颗能转播电视信号的卫星，“闪电”的出现标志着苏联卫星通信的军民两用时代正式开始。以此为基础，苏联自主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大量中型接收站的广域电视信号分配网络，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电视网——Orbita。到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国内地面站的数量已经发展到70个，能够使其中央电视台的广播覆盖全国80%的人口。同一时期的美国正在将通信卫星技术的焦点放在国际网络构建上，因此在国内的网络布局方面大大落后于苏联。这一差异反映并印证了双方在卫星通信发展上截然不同的思路。
苏联对于卫星通信的理解也更多地与维护国家主权相关联，他们经常利用国际机构反对美国所倡议的“信息自由流动”。苏联广播电视委员会曾提出一项国际公约，禁止未经政府事先同意使用卫星向私人家庭广播。1968年布拉格之春前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部分居民都能接收到奥地利、意大利或联邦德国的电视广播节目，这更使得苏联领导人忧心忡忡，猛烈抨击西方的信息入侵。
在美国搭建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的步步紧逼下，苏联也后知后觉地开始了从国内组网转向国际组网的尝试，在模仿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的基础上试图组建自己的国际卫星通信合作体系。1967年，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八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响应苏联的号召，筹备建立了由苏联领导的国际卫星网络并将之命名为“Intersputnik”。
苏联主导的国际卫星体系在组织结构方面与美国主导的体系高度相似，核心的区别在于管理机构的决策方式。苏联的国际通信卫星组织采用类似联合国大会一国一票的决策制度，无论每个成员国对网络基础设施或服务的投资或使用水平如何，都有一票表决权；相比之下，美国的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则采用加权投票的方式，这让投资和使用该网络的国家拥有更大份额的决策权，由此可以保证美国的卫星财团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多边决策机制和利益相关方决策机制的相互对立和竞争是贯穿整个近现代国际传播历史并延续至今的主题，而冷战时代的特殊性在于，面对苏联方面施加的压力以及西欧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自主权的努力，美国所倡导的利益相关方机制遇到了极大挑战，甚至要考虑融合一部分多边决策的诉求。对于“美国治下和平”论以及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愿景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障碍，也预示了全球合作组网最终失败的命运。
3 “退群”：当理想跌入现实
在苏联发射“闪电”的同一个月，美国也成功发射了第一批商用国际通信卫星1号（Intelsat I）并命名为“早鸟”（Early Bird）。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远距离通信实践开始成为可能：位于休斯敦的心脏外科医生可以通过卫星直播实时观看瑞士医院里的心脏手术并提问；法国勒芒赛车比赛的报道被实时传送到美国；各国元首能够通过卫星通信互相问候……吸引大众媒体跟踪报道的“卫星事件”层出不穷，一个全球联网的世界似乎近在眼前。1969年6月，卫星网络被重新部署，首次同步跨越了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实现了真正的语音与电视信号全球覆盖。正是这个全球网络系统为全世界超过5亿人播放了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和阿姆斯特朗的首次太空行走。这一重大“媒介事件”不仅是一个技术突破的重要节点，也是一个充满符号意义的里程碑：在8年前作为冷战危急时刻的双重应对策略，登月计划与全球通信卫星系统殊途同归，在此刻完美结合在一起，预示着美国重新夺回冷战的上风。
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对卫星电视寄托的想象恰如半个世纪后寄托给互联网的承诺一样美丽。马歇尔·麦克卢汉（H. M. McLuhan）家喻户晓的“地球村”理念就来自美国成功发射电星一号（Telstar I）的刺激。他乐观地指出，卫星将消除社会等级，并将全球人民团结在“一个房间大小的世界”中，“‘时间’停止了，‘空间’消失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地球村……一切都同时发生”。他将卫星电视视作一种能够“为动荡和无政府的遥远地区带来秩序”的神圣工具，可以“将上帝的赐福从世界的中心播撒到荒蛮的边缘”。
“地球村”话语很快大量繁殖，并被卫星电视行业征用。欧洲广播联盟在1967年组织了多国合作的首个卫星电视节目《我们的世界》（Our World）。当时的新闻稿介绍：“今天下午的两个小时，世界将向麦克卢汉提出的‘地球村’概念又迈进一步。据估计，将有30个国家的5亿人见证历史上第一次覆盖全球的电视直播。”然而，当披头士乐队的反战歌曲随着《我们的世界》向世界各地播放时，一个失衡的国际传播体系也渐渐显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所谓“我们的世界”，看起来更像是“你们的世界”！
历史学家麦克杜格尔（W. A. McDougall）曾经指出，“美国太空计划的形象是开放和无私的，能够向被共产主义诱惑的世界传播兄弟情谊和繁荣预期，但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虚伪的仁慈”。其虚伪性一方面体现在忌惮其他国家挑战美国勉力支撑的单一国际系统，因而在技术开放性上表现出极端的保守和吝啬；另一方面则是其许诺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美好愿景，在现实利益的阻挠下只能成为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美国通信卫星公司作为国际通信卫星组织临时系统的管理者，能够使美国在国际卫星组织的运营和硬件采购等方面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美国的目标是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美国通信卫星公司的主导权并打压其他一切有可能出现的区域性卫星通信网。白宫电信特别助理在向总统提交的报告中明确提到：“协助任何外国政府发展通信卫星系统，都有可能使潜在的竞争对手从单一的全球系统（指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分流”，因此要“避免向其他国家提供会大大促进、刺激或支持通信卫星系统扩散的援助……美国的目标是鼓励选定的盟国使用美国的通信卫星系统，而不是开发独立的系统”，并且最好是鼓励他们都在美国系统内满足通信卫星使用需求，甚至额外费用也通常由参与者承担。
但对于具备基础工业能力的西欧国家来说，美国对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的控制是不可接受的。他们不断在联盟内部施加压力，要求减少美国的影响并剥夺美国通信卫星公司的行政和技术控制。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暂时接受1964年的通信卫星协议，只不过是因为美国在运载火箭技术和空间开发能力上遥遥领先。经过5年的发展，他们坚持要求重新谈判，建立一套新的长期安排以反映新近的国际空间技术水平分布。西欧国家希望在最终协定中实现该组织管理的真正国际化，因为随着太空能力在世界各地的扩散，美国的优势正在减弱，一家独大的不平等局面不应该继续维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单一系统”这一理念本身也开始面临威胁。1967年，约翰逊总统发表特别致辞，邀请苏东国家加入“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组成一个“只为方便各国信息沟通”的单一全球通信网络。此时，他最大的目的是防止苏联方案带来“不必要的竞争”，以至形成局域网络分置的局面。这种担忧并不是无意义的，苦于美国压倒性支配地位的西欧国家正在暗中支持苏联的“Intersputnik”计划，以期为自身局域组网开辟可能性。当然，这些西欧国家并不打算认真参与苏联组织的机构，只是希望加强他们在与美国谈判中的地位罢了，这一点也被后续的历史证明。与此同时，世界主要航天器材制造商也在攻击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的垄断性并支持发展各种区域性网络，希望为他们的产品找到更广阔的市场。在重重压力下，美国的电信官员已经预见到“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完全有可能崩溃，转而采用一系列区域系统”。
当美国主导的国际卫星系统面对发展中国家时，现实与承诺之间的落差更大。当时的卫星技术对地面站天线的要求极高，不仅尺寸是今天接收器的成百上千倍，在操作上也需要相对专业的运营才能达到所需的足够功率。因此，装配并操作卫星地面站对于科技尚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个莫大的挑战。然而在多数情况下，美国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是兜售而不是援助。他们渲染地面站和教育卫星的重要性，却很少提供经济资助或硬件支持，而是鼓励用他们自己的资源进行搭建，这本质上是开启了向发展中国家出售美国太空硬件设施的生意。
在发展中国家支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的业务重心和技术研究方向也自然跟随资本的意志渐渐转向了更有利可图的“大客户”。随着时间的推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教育电视等通信服务的创新项目渐渐萎缩，而向主要发达国家提供常规通信服务的业务则发展成为重点。在一份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内部发展报告中，美国方面也承认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在现状中获利的成员不支持为发展中国家建立卫星通信设施的政策，这导致了低成本地球终端和卫星系统的设计进展不足”。尽管在项目初创时使用了大量理想主义的言辞来推动建立一个国际性网络，国际通信卫星组织也并没有向联合国等任何促进国际联系的组织提供免费卫星连接。
当众多发展中国家自觉意识到全球信息传播网络体系内的不平等机制并通过“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机构发出质疑声音时，“单一系统”的国际卫星通信网络遇到了一个真正“超越地缘”的对手。与美国寻求一个军事强制体系与工商业资本结盟的全球垄断机制截然对立，发展中国家的批评声音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以资本为后盾的全球信息自由流动机制。正如这场要求信息平权的国际主义运动所宣称的那样，一个世界信息与传播的新秩序需要“多种声音，一个世界”。这才是建立在差异性、自主性和平等性基础上的，真正可持续的全球联网主张，也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要竭力阻止的方案。
经过不到十年的发展，在重重困境中，一个凭借国际合作组网走向世界大同的理想最终消散。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所处的全球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与此同时，新任总统也不再像前任那样致力于虚幻的理念和固执的政策。如果说在肯尼迪时代，资本家都要像政治家一样思考，那么到了尼克松时代，政治家就都开始像资本家一样思考了。具体到卫星通信政策，面对西欧国家对“单一系统”的抵制、发展中国家寻求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努力，以及或许是最重要的，美国国内资本家对于垄断和政策限制的不满，作为“群主”的美国开始主动“退群”。尼克松时代的外交政策和传播政策在美国历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从那时开始，美国国际通信卫星发展的主导方向转为打破美国通信卫星公司的垄断地位，修正“单一系统”理念，在卫星通信领域引进新的国内国际竞争者，将各个维度的自由竞争重新带回这个领域。这意味着美国开始着手拆解亲自缔造的国际卫星通信系统。在实质意义上，这是宏大政治理念转向资本增殖逻辑的时期，正如丹·席勒（Dan Schiller）所言，“尼克松政府在1969到1974年间确定了美国将商业用户和专用设备供应商置于首要地位的电信政策主基调”。
建立一个独立于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的美国国内卫星通信网成为首个突破口。尼克松政府的“开放天空政策”（Open Skies）应运而生。该政策向所有卫星通信供应商开放美国国内市场并明确指出，由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拥有美国通信卫星公司最多股份，这家企业的高度垄断性已经阻碍了卫星通信技术的新应用，且提高了消费者的使用成本，因此必须“为其他通信服务供应商参与竞争提供一个新环境”。政策颁布后两个月内，政府就收到了8份渴望建立美国国内卫星系统的申请。各路通信企业建议将美国大陆和“离岸”地点（如阿拉斯加、夏威夷和波多黎各）之间的通信。在新的政策气象下，此前已然蠢蠢欲动渴望建立区域性卫星组织的西欧国家也马上加快了行动的脚步，在20世纪70年代结束时，世界上已经形成了另外三个商业化的区域性卫星系统。至此，一个希望凭借国家间合作模式构建单一性全球传播网络的理想宣告破产。
4 结论
从欧洲15至16世纪的大航海事业开始，到冷战年代的卫星通信系统，再到20世纪晚期的因特网，甚至是如今炙手可热的“元宇宙”，不断探寻和开发新的空间体系（海洋、太空和赛博）并作为摆脱传统地缘政治束缚的媒介载体，这是全球传播史中可以清晰识别的扩张逻辑。而这些“空间革命”的强大动力来自对垄断和同一性的期待，因此，颠覆性的创新往往与封闭性的霸权相伴而生。在这里，垄断是颠覆的动力、颠覆是垄断的条件。
通过美苏两国在冷战高峰期卫星通信发展路径的差异对比，我们可以更明确地勾勒出西方主导下“超越地缘”的独特网络构想。这是一种在帝国军事强制力与资本全球扩张力之间妥协与合作的霸权蓝图，因此也具有偏执性安全观和逐利性市场结构的双重特征。美国的决策体系能够敏锐地将新兴的卫星技术与辐射全球的组网计划联想在一起，并试图通过一体化的协议和标准、占据主导地位的投票权与管理权、严格的技术转让壁垒等策略构造一个“美国的”全球网络。相比之下，苏联的卫星通信发展不仅缺少了美国的高效集中机制，也不具备主导全球“单一系统”的顽固执念。其早期更多侧重于国内组网和周边组网的方式以及在跨国信息流动上偏向保守的策略都没有展现出超越地缘的战略野心。在国际网络治理机制上，苏联提出的多边合作方案与美国式的利益相关者方案针锋相对，至少在表面上构成了“信息帝国主义”的抵制性力量。
对这些美苏之间差异的解释，恐怕不可避免地要回到“国家性质”与“国家构成”的问题上，其关键在于前文谈到的强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观察国际传播的问题不能只停留在本质化的国家概念和形式化的国家间关系上，必须要有蕴含政治经济辨析力且打通国内与国际界限的历史性视角。
在传统欧洲列强于铁幕的保护下逐渐恢复竞争实力，而大批新兴民族独立国家也开始寻求自主和联合的形势下，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的“单一系统”方案不得不以国际共治、促进发展的面目出现，并被装饰了大量充满理想主义的浪漫修辞。因此，在冷战高峰期，遏制资本的盲目扩张，向国际社会做出让步、包容，甚至慈善的姿态看来都是必备的功课，即便这些举措都是美国资本阵营长期疾恶和隐忍的对象。要言之，在紧张的现实条件下，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全球卫星组网策略被两种矛盾所支配，其一是单一主导与多边利益的矛盾，其二是资本逐利与“促进发展”的矛盾。尽管美国的“出类拔萃之辈”在国际舞台上曲尽其巧，但在一个被渲染了自由主义底色的国家间合作模式中，霸权性“单一系统”的方案还是显示出其内外失衡、不可持续的特点，而他们那些促进世界和平与社会发展的许诺也几乎都没能兑现。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萧条成为一个破坏既有国际体系的关键机遇。此时，旧的“自由主义”需要被“新自由主义”替换。按照国家间合作模式构建的国际卫星组织没能实现美国的单一系统设想，反而成了实现这一设想的障碍，自然也就不再有继续存在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为了铺平全球网络，实现预想中的主导权，美国政府充分保护了电信企业集团的垄断地位。垄断不止出现在卫星通信市场，而且伴随规模经济效应出现在跨越美国内外的综合性通信体系中。这种市场结构被制造业企业和金融资本深深诟病，他们正迫切期待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新一轮产业布局，这需要最大限度地降低通信成本，提高决策和清算效率，因而也就需要大幅度促进全球范围内的通信市场竞争。
在新形势下，尼克松所代表的政治力量扮演了“破局者”的角色，他们“开放了天空”，也拆解了国际共治的平台。然而这一时期美国全球网络战略的“重新定向”显然并不是对“单一性”和“封闭性”的简单放弃。在破解资本主义危机，满足跨国企业全球扩张需求的同时，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新的信息科技时代和全球因特网系统正在崭露峥嵘。只不过，这次全球网络的构建放弃了国际组织多边协商的模式，它以自由和开放的名义，不断规避信息主权、区域划界和“多种声音”带来的风险。
如今，在数字时代国际传播竞争的舞台上，尽管还存在着变动不居的地缘政治要素，但这一全球系统的单一性程度其实已经超越了冷战年代：从核心信息技术的控制力、操作系统与软件的垄断性，到基础性通信协议与域名分配系统的集中化；从主要电信设备制造商和网络运营商对全球南方市场的瓜分，到数字平台经济及其背后资本集团无孔不入的渗透力，冷战年代建立在国家发展自主性基础上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构想已经烟消云散，几成无稽之谈。当下的传播学研究在大国科技竞争和贸易战的话题之外是否还可以找到不同的国际传播想象空间和解决方案？也许不断返回并检视全球传播的历史，可以构成对这种政治探索的有益知识积累。
*文章转自《全球传媒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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